上海正全城追查摻“瘦肉精”豬肉的下落，名牌化妝品多項產品中被查出含有禁用成分，在各地紛紛被撤櫃，然而更驚人的消息傳來，江蘇白蒲黃酒廠購陳化糧，釀4800萬瓶酒銷售一空。
在江蘇“陳化糧釀致癌酒事件”的報道中，我分明聞到了一股彌漫空中的絕望氣息——4800萬瓶“毒酒”已經滲透入銷售市場，甚至有可能進入無數人的體內，開始其可怕的病理變化。由於“年代久遠”，工商部門坦承搜集和召回這批酒已不太可能。當民眾的身體被嚴重侵害，製造這批數量巨大“毒酒”的企業迄今安在？手攥著當初的暴利，有關當事人也許活得比誰都滋潤。
在如今岌岌可危的食品、化妝品等市場，“安全”兩個字似乎成為可遇不可求的奢望。最令我們感到無助的是，動輒以死人為代價的質量安全事件仿佛已成為繞不開、躲不掉的悲劇性宿命，緊緊扼住了命運的咽喉。我們的臉、內髒或者說任何一個器官，任何一種正常的消費需求，都將演變為劣質產品埋伏的定時炸彈，隨時被引爆。
如果把每一起質量安全事件比喻為一條為暴利而生的食物鏈，那麽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就是食物鏈的末端，是最後的受害者，是所有代價的承受者。瘦肉精、SK-Ⅱ、毒酒，短短幾天內曝出的重大質量安全事件，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小型事故，讓人不能不聯想到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阿爾貝·加繆在其代表作《鼠疫》中所描繪的，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己，盡管每個人的遭遇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之處，即跟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需要類似裏厄醫生這樣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
顯然，在一個現代法治社會，“裏厄醫生”不再單指具體的個人，而隱喻一種善的製度，而製度的維係需要執法者的一絲不苟，製度的坍塌也往往來自於執法者的嚴重瀆職。人們賦予執法者的監管權力，使他們具有雙重角色：既可以扮演拯救人們於危難之際的“裏厄醫生”，也可能搖身一變成為恐怖的“毒菌”。
就在我們接連遭遇重大質量安全事件的同時，非洲國家科特迪瓦也爆發了“毒垃圾事件”，造成2名部長被解職，受到侵害而憤怒不已的民眾甚至毆打了這2名失職的部長，民眾的舉動其實就是在表達一種公共願望：如果執法者無力或無心履行職責，他們就不再是人們心目中的“裏厄醫生”，政府和民眾會像驅逐“毒菌”一樣趕走瀆職者，給予嚴厲的懲罰。
在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件中，不能說我們沒有反思和檢討，我們痛斥某些無良企業的卑劣，強烈要求加大對其的懲處力度；我們歸咎於製度漏洞，建議有關部門擴大執法權限，完善相關法係；但我們容易忽略一點，罪過並不總出在空無的“製度”上，具化的執法者責任不能像空氣一樣無影無蹤。
江蘇“陳化糧釀致癌酒事件”中，當我看到當地工商執法部門麵對4800萬瓶“毒酒”流入市場的嚴峻現實，輕鬆一攤雙手手“搜集和召回這批酒已不太可能”，似乎就要將此作為整個事件的結束語時，內心充滿了憤怒與抗議：難道在當初企業收購陳化糧、製造“毒酒”並公開銷售的過程中，如同稻草人擺設般的相關執法部門就沒有任何責任？在“毒酒”巨大的黑影籠罩在所有購買此酒的消費者身上時，用追回難度大就可以推卸了事？同樣的追問，可以適用於同樣性質的監管失察事件。
當一起質量安全事件發生，於民眾那一方，沒有人可以幸免躲過災難；於執法部門一方，沒有人承擔瀆職責任；如此的代價失衡，造就了監管無責下的全民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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