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信任基礎脆弱，而各方利益博弈日漸強化的背景下，越是在封閉狀態下形成的標準，越容易被公眾懷疑有什麽貓膩，而公開則是消除懷疑的唯一途徑。
“速凍三傑”思念、三全、灣仔碼頭全數淪陷，讓公眾知道了一個豔麗卻危險的名字：金黃色葡萄球菌。一時間，這個被媒體昵稱為“金葡菌”的微生物，在公眾心中引起一陣騷動。
而就在“速凍三傑”忙於下架之際，事情卻出現戲劇性轉機——速凍食品安全“新國標”出台，老國標中規定“不得檢出”的金葡菌，改為“限量檢出”，正在下架的不合格的產品，在新國標下均為合格。
繼生鮮乳新國標之後，速凍食品新國標再次出現“倒退”，自然引發公眾質疑。而專家則解釋稱，金葡菌廣泛存在於自然界包括速凍食品的原料中，老國標規定“不得檢出”，其實並不現實。而新國標所規定的限量符合國際標準，可以確保安全。依照慣例，這樣的解釋自然不被公眾接受，出麵解釋的專家也再次被指是被利益集團收買的“磚家”、“叫獸”。
查證相關資料，“國際食品微生物規格委員會”並沒有專門針對速凍食品的微生物檢測標準，可以參照的魚、肉等冷凍食品，則大多規定金葡菌的“可接受（ｍ）”值為100CFU／克，“不可接受（M）”值為10000CFU/克，恰與“新國標”的規定相同。以此作為參照，新國標確實可稱“與國際接軌”。但在同樣的資料來源中，美、英、南非、新西蘭等大多數國家的同類“國標”中，m值大多為100，但M值大多低於1000，沒有一國達到中國新國標采用的，亦即“國際食品微生物規格委員會”規定的上限10000。可見，“國際標準”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寬泛標準，而各國在製定其“國標”時，則為了確保安全而收窄了可檢出的範圍。至於中國的新國標從老國標的不得檢出，一步放寬到國際標準的上限10000，究竟是因為中國人的腸胃格外皮實，還是中國企業的能力隻能達到這一標準，新國標的起草者或相關專家，都沒有給出解釋。
而這恰恰是各類標準製定過程中普遍存在的通病。一般而言，標準製定確實是專業性極強的專門工作，公眾未必具備足夠的參與能力。但現代大生產環境下，標準就是規則，而規則往往能夠左右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因此，標準的製定並非單純的科學論證過程，卻必然伴隨著各方力量的博弈。這就要求標準製定應該成為一個公開的，在百姓監督、參與下的開放過程。尤其是在社會信任基礎脆弱，而各方利益博弈日漸強化的背景下，越是在封閉狀態下形成的標準，越容易被公眾懷疑有什麽貓膩，而公開則是消除懷疑的唯一途徑。
譬如，速凍食品新國標的金葡菌限量M值確定為10000CFU/克，雖然符合“國際標準”，卻沒有采納各國通用的更嚴格標準，明顯有利於企業放寬控製、降低成本，而不利於消費者的健康。確定這樣的標準，究竟經過了怎樣的討論、博弈？是不是有企業意誌參與其中，又可能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都是公眾迫切了解的“內幕”，也決定了公眾對新國標是否持支持、接受的態度。反之，如果把整個新國標的討論過程，透過媒體、網絡呈現在公眾麵前，公眾未必都能聽懂，但專家或企業在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公眾的利益是否得到了保障，卻可以被公眾所了解，其最終得出的結果，自然也就容易被公眾所接受。
產品質量標準，隻是社會規則的一部分，其他如各種法律法規的製定，也都麵臨同樣的問題。規則的製定權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政治權利，讓公眾有更多的途徑和機會參與規則的製定，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給公眾多少參與製定規則的權利，公眾就對規則有多少認同。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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