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資源總有一天會枯竭，我們將進入“後抗生素時代”。“現在可以說沒有新藥了，感染病已經麵臨無藥可用的挑戰。”北京協和醫院感染管理科主任馬小軍告訴筆者，未來10年，全新的抗菌藥物不會超過3個，而且是在研發階段，未必會上市，因為有可能會失敗。
這就是細菌耐藥性的結果——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加速了細菌耐藥性的產生。
英國耐藥性監測實驗室主任利弗莫爾博士這樣描述“後抗生素時代”——其實情形很好想象，和抗生素出現以前相差無幾：所有腹部手術將風險驟增，因為腹膜炎將難以控製；切除一根發炎的闌尾將變成性命攸關的大手術，因為細菌很可能會進入血液，引發危及生命的敗血症。
2011年11月10日，衛生部醫政司趙明鋼副司長表示，《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已經進入最終修訂階段。
今年4月，曆屆最嚴的一次抗生素專項治理整頓工作也在全國展開。一些硬指標已基本實現：三級綜合醫院抗生素的種類原則上不得超過50種，二級綜合醫院抗生素種類原則上不得超過35種，門診患者抗生素使用率控製在20%以內，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要控製在60%以內。
超級細菌魅影
2008年，任何一種抗生素都無法殺死從一名瑞典病人身上采集的肺炎克雷伯杆菌。更可怕的是，使肺炎克雷伯杆菌具備這種強大能力的基因可以輕易在不同細菌間傳播。因為耐藥菌越來越多，上世紀末，死於感染的人數上升至2000萬人。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全世界死於感染的人數每年為700萬人。
2010年，歐洲有25000人死於抗藥性細菌感染。
對於致病細菌，我們真的到了無藥可用的地步？“有時候的確是這樣。實驗室研究證實，泛耐藥的鮑曼不動杆菌隻對極個別抗生素有效，如多粘菌素B，但這種抗生素國內臨床上沒有。”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醫師劉正印告訴筆者。
2009年，劉正印遇到了一名感染泛耐藥的鮑曼不動杆菌患者。這位21歲的女孩剛剛接受了肺移植，醫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發現了高度耐藥的鮑曼不動杆菌。
“它能抵抗我們手頭的幾乎所有抗生素。僅對多粘菌素敏感。而多粘菌素是一種很老的抗生素，由於對腎髒有嚴重的損傷，早已退出市場。”劉正印說，即便找到多粘菌素也無法使用，因為病人患有腎功能衰竭。
這名女孩13歲時，就被診斷出患有極易受到細菌感染的疾病——肺部囊性纖維化。因此，在過去8年，她一直在使用各種抗生素。大量抗生素的使用，使女孩的體內產生了多重耐藥性細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超級細菌”。劉正印說，這種細菌現在很多，幾乎無藥可治。
有矛就有盾
1928年青黴素問世。這也是人類最早發現的抗生素。青黴素的使用使人類平均壽命出現第二次飛躍(第一次為牛痘)，延長了20歲。當時，人們都樂觀地認為，從此以後人類麵對細菌感染就不再無助。不過，其發現者弗萊明爵士當時就科學地預見：青黴素耐藥性的出現指日可待。
“有矛就有盾。細菌的耐藥性伴隨著抗菌藥物的問世一直在不斷地演變。很難說，人類是否已經獲得了勝利。”馬小軍說。
“當時的細菌都沒見過世麵，一支盤尼西林(即青黴素)就可以控製了。”劉正印說，從抗生素臨床使用到現在已經快70年了，細菌的見識越來越廣。這意味著細菌對抗菌藥物的最低殺菌濃度在一點點增長，對藥物的敏感性越來越差。
在抗生素的使用過程中，最低抑菌濃度隨著用藥的曆史，水漲船高。以前可能用40萬單位、80萬單位的青黴素，病人就好了。現在要增加到800萬單位。
更為嚴峻的現實是，除了抗生素，我們對抗細菌的手段可謂乏善可陳。而使用抗生素必然導致細菌產生耐藥性。劉正印認為，病人在治療的過程中出現耐藥性，這是避免不了的。“即便是合理使用也會產生耐藥性，不合理使用更嚴重。”劉正印說。
世界衛生組織在國際範圍內調查顯示，住院患者抗菌藥物使用率約30%，而中國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占80%至9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或聯合使用兩種以上抗生素的占58%、門診感冒患者有75%應用抗生素，大大超過了已經很不正常的國際平均水平。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造成中國的細菌耐藥性問題尤為突出，我國臨床分離的一些細菌對某些藥物的耐藥性已居世界首位。馬小軍認為，目前抗菌藥物大多是不合理應用。
用悶棍還是用小棉棒
抗生素在應用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有醫生、病人的責任，也有藥企和社會的責任。劉正印說，藥企要盈利就要推銷抗生素，推銷的過程中就會采取不合理的手段；另外，醫生的水平參差不齊；再說患者，有很多患者家屬來了說孩子發燒39度多，不管是不是細菌感染就要求用抗生素。而大部分感冒是病毒引起的。
劉正印認為，醫療管理部門在抗生素的應用方麵也有一定責任。比如藥價不合理，醫生的工資低，病人知識沒有普及到等等。
還有畜牧農業的問題。飼料裏含有大量抗生素，動物在飼養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產生耐藥性，通過食物鏈傳播到人身上。即便是從來沒用過抗生素的人體內也會出現耐藥性。而這方麵的監管幾乎是空白。
“延緩細菌產生耐藥性和減少細菌耐藥性，這是我們合理應用抗生素最基本的準則。”劉正印說。正常情況下，若是藥物用的劑量不夠，用的不合理，刺激細菌就會產生變異。細菌在藥物選擇性壓力誘導下而產生變異。所以有時候本來是很簡單的病人，由於不正規的治療出現了耐藥性。
“就像我們打悶棍，一棍子打下去，把腦袋打扁了，細菌就死了；如果拿小棉棒打下去，沒打死把它打疼了，它就知道反抗了。”劉正印形象地比喻。
此外，多數病人在症狀好轉後，往往立刻停藥。這樣，耐藥性的細菌就會逐漸積累，在遇到下一波抗生素攻擊時，再獲得另一種耐藥性。
技術力量亟待提高
造成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因素很多，馬小軍歸結為：缺乏兩個層麵的重要的技術支撐。
首先，感染科醫生的專業隊伍的建設缺失。目前我國多數醫院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感染科的建製。大多數感染性疾病的診治都是其他專業的醫生負責的。而感染科在國外是個專業學科。“現在已經是時候從高等醫學教育的根基上，將醫科大學的培訓轉型到感染性疾病的培訓，因為它同時可以覆蓋傳染病。”馬小軍說。
第二個技術支撐，就是缺乏質量可靠的臨床研究檢測微生物的團隊。很多醫院不具備高水準的檢測能力和資質來出具微生物診斷報告。“微生物檢測的低水平重複會造成巨大醫療資源浪費。”馬小軍說。
如果能建立區域化的微生物診斷中心，可以保證多數微生物診斷能力不足的醫療機構重要的需求。既不需要浪費人力、物力，也可以讓能力足夠好的醫療機構的微生物部門良性運轉，發揮集約化的整體優勢，為患者提供可信的檢測報告，從而科學指導抗菌藥物的應用。
（來源：甘肅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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