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近日國際大米價格飆升，令經濟界對通脹壓力又多了幾分擔心。大家都很清楚，去年以來的這輪通脹壓力，與糧價有很大關係。然而，從糧食生產情況看，我國已連續四年糧食豐收，為何還有這種壓力呢？是供給方麵出了問題？
袁鷹：當前對糧價上漲原因的解釋，大多強調春節、自然災害、流通環節和國際糧價傳導的影響。但我認為，上述因素隻是導致糧價上漲的短期和表麵影響因素。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過程中，糧食消費需求結構升級引起的糧食供求結構性失衡和生產成本上升，才是引起糧價上漲的長期和深層次原因。
從曆史上看，我國糧食價格上漲通常是由供給衝擊造成，如2003-2004年糧價上漲與1999-2003年糧食連年減產、供不足需有直接關係。但2006年第四季度以來的新一輪糧價上漲卻是在糧食連續四年豐產、供求基本平衡的情景下出現的。
2007年糧食總產量達50150萬噸，成為曆史上第4個產量超過5億噸的高產年；但當年糧價漲幅卻進一步擴大，全年糧食生產價格同比上漲10.26%，較上年增長9.26個百分點，其中穀物類上漲8.95%，豆類上漲22.62%，薯類上漲9.04%。
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200個農產品主產縣集貿市場農產品價格調查，2008年1-2月份糧食價格繼續維持上漲態勢，其中大豆、玉米和小麥價格同比漲幅較大，分別為41.6%、14.4%和8.8%。
怎麽來解釋這些現象呢？我認為，短期影響因素雖能解釋某一時間段糧價的上漲，但不能解釋糧價的趨勢性上漲。
首先，冰雪災害和春節因素能說明今年1-2月份糧價漲幅進一步擴大的原因，卻不能解釋2006年以來的糧價上漲。2008年初的冰雪災害對1-2月份農產品的生產和運輸影響的確很大，加上春節期間，居民對農產品需求大幅增長，導致部分農產品即期供不足需，價格大幅上漲。但是，糧價上漲是從2006年底就開始的，冰雪災害和春節因素可以解釋1-2月份糧價漲幅擴大的原因卻不能解釋此輪糧價趨勢性上漲的原因。
其次，國際農產品價格上漲對國內部分糧食品種價格影響較大，但對糧食整體價格影響有限。由於不同糧食品種進口依存度不同，國際糧價對我國不同糧食品種價格影響程度存在差異。如我國大豆進口依存度較高，國內大豆消費需求近70%需要依靠進口來滿足。國際大豆價格幾乎完全主導了國內大豆價格走勢。若剔除大豆，我國穀物類糧食自2000年以來的8年中，隻有2004年存在淨進口，其他年份我國糧食貿易均是順差，自給率超過100%，不存在進口依存問題。因此，國際糧價上漲對國內穀物類糧食價格影響有限。
第三，糧食流通環節不暢隻是糧食上漲的助推因素，而不是根本因素。糧食流通環節不暢主要是流通環節競爭不充分和流通體係建設不完善引起的。如2006年夏糧收購過程中，中儲糧公司依靠政策支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小麥，數量達4000萬噸，占全年總產量的40%以上，占全年小麥商品量的80%以上，基本上壟斷了糧源。在市場需求增加，中央儲備糧吞吐不及時的情況下，就會助推糧價上漲，如2006年底的小麥價格上漲。不過，這些隻是糧價上漲的暫時助推因素，通過深化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完善糧食流通體係和優化糧食儲備吞吐調節機製即能解決。
糧價上漲與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高度相關
主持人：你前麵提到了糧價上漲與工業化、城市化的關係，認為這是糧價根本原因。那麽，你的具體理由是什麽？
袁鷹：我認為，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過程中糧食供求的結構性矛盾和糧食生產成本上升是糧價趨勢性上漲的根本原因。
首先，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對糧食生產和消費都產生重要影響，是導致糧食供求結構性矛盾的重要原因。從糧食需求層麵看，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推進，城鄉居民經濟收入明顯提高，食物消費結構升級較快，導致糧食消費需求出現較大的結構性變化。食品消費結構升級主要表現為食用油、肉禽蛋奶和精加工食品消費需求迅速增長，由此導致生產食用油的油料作物和生產肉禽蛋奶的飼料原糧需求大幅增加。由於飼料用糧和工業用糧主要為大豆和玉米，這一變化直接導致大豆和玉米消費需求大幅增長,2007/2008年度，玉米消費需求較上年度增長3.6%，大豆消費需求較上年度增長5.7%，而稻穀的消費需求則出現下降。
從糧食供給層麵看，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擠占了大量糧食生產資源，導致糧食增產麵臨較大的困難。一是擠占耕地，造成耕地麵積減少。2003-2006 年，中國淨減少耕地6009.15萬畝，年均減少耕地1000萬畝以上。按目前趨勢，到2020年，中國耕地缺口將達到1億畝以上。二是轉移了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導致農業生產投入下降，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糧食生產的持續增長。從近四年情況看，盡管糧食連年增產，但也隻是恢複性增長，至今也沒有達到曆史最高水平。而且糧食生產的增長速度不斷減緩，2007年比2006年增長幅度下降2.3個百分點，其中大豆還同比減產12.3%，
綜合供需兩方麵因素看，盡管我國近年來糧食供求基本平衡，總量矛盾並不尖銳（見表1），但部分糧食品種（如玉米、大豆）產需矛盾日益突出，拉動糧價出現結構性上漲（見表2）。
其次，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推動糧食生產成本大幅上升。糧食生產的總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土地成本，生產成本又可細分為物質與服務費用以及人工成本。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迅速增長的用地需求及耕地麵積的急劇減少導致工業用地價格大幅上升，帶動農村土地價格加速上漲；同時，種糧比較效益下降導致種糧機會成本增加，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非農就業，家庭用工折價和農業雇工費用上升，由此導致生產成本構成中的人工成本大幅上升；此外，工業和城鎮化發展拉動原油和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價格上漲，並向下傳導到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引起投入糧食生產的物質，如農用工具、飼料、產品畜、化學肥料、農藥（器械）和農用機油，以及相關服務價格顯著增長。上述因素共同推高了糧食生產總成本。以玉米生產為例，每畝玉米生產成本呈逐年增加趨勢，從1995年到2007年，總成本上升了50.4%，生產成本和土地成本分別上升了34.1%和260.7%（見表3）。生產成本構成中物質與服務費用、人工成本分別上升了26.9%和 43.6%。
提高生產效率，管好供求關係，對糧價上漲合理成分不宜重壓
主持人：根據你的研究推論，糧價上漲將是一個長期趨勢。那麽，在這樣的價格趨勢下，如何做好糧食供求的管理工作？畢竟抑製通貨膨脹壓力是國家經濟管理部門的頭號任務啊。
袁鷹：當前糧價上漲具有合理成分，不宜過分壓低糧價。
此輪糧價上漲是伴隨工業化、城鎮化的加快發展出現的，具有恢複性和補償性特征。我國三種主要穀物類糧食集貿市場平均價格在1995年為每公斤1.6元左右，此後持續低迷，直到2006年才基本恢複這一水平，2007年也隻到每公斤1.7元左右，13年時間僅漲了6%，遠低於同期整體物價上漲水平和糧食生產成本漲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過度壓低糧價，會挫傷農民種糧積極性，造成有效務農人數減少和有效播種麵積縮小，進而導致糧食供給相對減少，形成新一輪的糧食短缺和糧價飛漲。反之，如果維持糧價的適當高位，農民就會根據糧價傳遞的信號適當調整糧食種植結構。如大豆價格上漲，就會有更多的農民種大豆，從而增加市場大豆供給，最終將大豆價格穩定在均衡水平。在糧價低迷時期，則可考慮借鑒美國、歐盟等國經驗，建立農業輪耕或休耕補貼製度，在保護土地生產力的同時，避免 “穀豐傷農”。
從短期看，也有必要加強糧食需求管理，適度調控糧食市場，遏製糧價過快上漲。
當前控製通貨膨脹的壓力非常大，在維持糧價適當高位的同時，也須防止糧價過度上漲給居民生活帶來過大壓力。針對糧食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方麵要加強糧食需求方麵的管理和引導，引導非口糧消費需求的有序發展，適當控製糧食深加工規模和糧食出口需求；另一方麵要根據市場供求狀況，通過調節糧食庫存和增加糧食進口穩定市場糧價。此外，積極探索新的供給渠道，如多方開辟糧食替代資源，加快發展專用飼料作物，研發以高粱、農作物秸稈替代玉米和大豆轉化生物能源的技術等。
從長期看，大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才是實現高層次糧食供求平衡，綜合解決糧價穩定和農民增收問題的根本途徑。
政府調控隻能階段性平滑價格上漲幅度和速度而不能改變趨勢。在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既要為工業化、城鎮化建設提供可轉化的土地和可轉移的勞動力，又要維護糧食安全、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既要保持糧價穩定，又要維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民增收，隻有通過大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增加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僅要大力提高農業物質裝備水平，加快推進農業科技進步，更關鍵的是要轉變當前落後的小農生產模式。當前亟需創新農村土地管理製度，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按照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開展土地經營權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針對城鎮化用地與耕地保護之間的矛盾，可考慮實行耕地“配額買賣” 和“占補平衡”政策,即占用多少耕地就必須相應承擔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和開發、改造一定數量耕地的義務，以此保證耕地長期、動態平衡。此外，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不斷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和集約化水平，使我國由傳統的小農生產模式逐步走向規模經營的現代化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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